近年来，伊朗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，经济凋敝、政治高压、女性权利被系统性剥夺，民众的不满情绪在街头抗议与网络呐喊中不断爆发。然而，每一次抗争似乎都未能真正撼动这个神权政体的根基。国际社会的谴责、经济制裁、甚至军事威慑，都未能带来实质改变。这让人不得不思考，如果伊朗人民自己不彻底觉醒，外部的“救赎”是否真的有用？
过去几十年，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了多轮严厉制裁，试图迫使德黑兰政权改变其核政策、人权记录和地区扩张行为。然而，这些制裁的最终承受者往往是普通伊朗百姓，物价飞涨、药品短缺、就业机会锐减，而统治精英们依然掌控着国家资源，过着特权生活。
国际社会对伊朗女性的遭遇表达了强烈愤慨。2022年，22岁的库尔德女孩玛莎·阿米尼因“未正确佩戴头巾”被道德警察殴打致死，引发全国性抗议。欧美多国政府谴责伊朗当局，社交媒体上也掀起“#WomenLifeFreedom”运动。然而，当热度消退后，伊朗的道德警察依然在街头巡逻，更多的女性因“着装不当”被逮捕甚至判刑。
展开剩余66%外部的愤怒与制裁，甚至包括这次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打击，终究无法替代内部的变革动力。 伊朗神棍政权深谙“危机管控”之道，当国际压力增大时，它稍作让步；当舆论关注减弱时，它又收紧控制。这种“猫鼠游戏”已经持续了几十年，而伊朗人民仍在等待真正的改变。
伊朗并非没有抗争的力量。从2009年的“绿色运动”到2019年的燃油抗议，再到2022年的“头巾革命”，民众的愤怒一次次爆发。但每一次，政权都能依靠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控制（宗教宣传、网络审查）将反抗镇压下去。
问题的核心在于，伊朗社会尚未形成足够强大的觉醒共识。部分民众仍被宗教叙事束缚，认为反抗政权就是对抗“真主的意志”；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虽有不满，但缺乏组织性，容易被分化瓦解；年轻一代渴望自由，但多数人仍选择“逃离”而非“改变”，每年数以万计的伊朗人通过留学或非法移民离开祖国。
相比之下，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成功，正是因为当时伊朗社会形成了跨阶层的广泛共识，巴列维王朝必须被推翻，而今天的反抗运动，尚未达到这种程度的集体觉醒。
对伊朗而言，外部军事打击或许能短暂削弱政权，但若没有强大的本土民主力量填补权力真空，结果很可能是更极端的势力上台，或者国家陷入内战。
真正的改变，必须来自伊朗社会内部，伊朗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是恐惧，秘密警察、任意逮捕、酷刑、公开处决，只有当更多人敢于站出来，恐惧的枷锁才会被打破。
国际社会的声援固然重要，但最终，伊朗的命运必须由伊朗人民自己决定， 外部的制裁、舆论压力甚至军事行动，都无法替代一个民族的觉醒与抗争。一个民族的命运，终究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外部的同情与愤怒，无法替代内部的觉醒与抗争。
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言：“若为自由故，生命与爱情皆可抛。”
如果伊朗人民不能彻底觉醒，那么再多的同情与愤怒，也只会沦为社交媒体上的一阵风。真正的救赎，永远始于自我觉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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